采访、撰文：索马里 1998年，陈刚是一度世界排名第三的羽毛球微博国手，中国羽坛叱咤风云的四大天王之一。2000年11月，他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，“选择”了退役。2011年，他成为韩国羽毛球女单总教练。在退役10年后，他迂回地为中国羽毛球队培养了成池铉、裴延珠这样的劲敌。 他的机遇和命运曾被一个崇拜胜利漠视失败的体制所编码、改写，甚至抹去。在他7年的国手生涯，他曾完全服从组织对排名和人选的“计划”――在一个将体育和战争等同视之的系统里，规则被技术化对待，名誉被物质化兑换，使得“让球”成为个人被裹挟其中的寻常选择。在这样的设计下，个人则是集体增加百分之一胜算概率的手段。他曾对被集体强化的价值深信不疑，又在自己的命运被草率左右之后，对之抱以有距离的批判。他成了体制的叛逃者，又注定与其价值有隐蔽而矛盾重重的联系。 1 陈刚第一次觉得体育的不公平，是在1991年，他15岁。国少队在福州进行选拔集训。 1976-1977年龄组的比赛中，他位列第六。他满以为自己会被国少队选中、离国家队的大门更近一些，但最后“还是被退回去了”。教练选择了一位排名11位的选手，因为对方是“左手运动员，左手执拍的人比较少，打起来动作更好看”。 他当时也没想过去问国少队的教练，为什么自己会被刷下。“只能自己去想。不过，当时能参加这样的国少队集训也是很开心的。” 他继续回到已经待了两年的省队。此前，和省队其他人一样，他也修改了自己的出生日期――只为了争取一到两年的时间，让自己多两次机会参加全国青少年比赛，等待着被国家队的教练看中――每一位中国运动员无不是遵循着这种狭窄的、集权化的路径。 20年后，在首尔，已是韩国羽毛球国家队单打教练的陈刚，还是很实际地解释自己打羽毛球的初衷：解决自己的户口问题。他的知青父母返浙，户口只能迂回地落到杭州附近的余杭县，而有杭州市的户口意味着一家人有更宽裕的粮票供给。 浙江省体校坐落在曾经是杭州行政中心的体育场路上，毗邻省报机关。离开杭州市少体校后，陈刚在羽毛球训练馆的小阁楼里睡了两个月――通过省队的选拔考核之后，13岁的他才获得了省队的职工编制，住进了省队的宿舍楼。 晚长的他用四年从一个多拍型的选手转变为进攻型的选手。除了周三和周五晚上稀少、不被重视的文化课，他的生活里充斥着枯燥的训练、名次、偶尔坐火车外出比赛的兴奋。 国家队里浙江籍的老队员，每年会回到省队参加全国锦标赛。他们的YONEX的球拍和队服，对每年只发两套队服的省队队员而言，是再直接不过的刺激――他开始一心梦想着国家队。 当时队里的杭州人条件都不如温州人好。逢年过节，温州人会给教练送大量的年货。陈刚也亲眼见到父亲借钱买了火腿和黄鱼，挨个给教练送年货。有一年，省队的教练分到了体校隔壁的房子。温州队员的家长们直接送去钱和家具，而他的父亲只能帮工人提黄沙装修。 但这种朦胧的不舒服没有通向自主的意识，他像是一台刚刚被启动的机器，懵懂地执行着教练所有的指示。 印象中，唯一一次“违抗”教练，是1993年的全国青少年羽毛球赛。当时他已经进入半决赛。拿下第一局的他第二局对方却以13U9领先。当时，羽毛球赛制还是采用15分换发球制，选手只有拿下换发权之后才能得分。两个人一直在争换发权。当时他的教练一直在场边朝他喊话，他心里也着急，朝场边喊了声“教练你不要再说话了，你一说我更乱了”。结果第二局最终他还是以1U1平了对手。 按照常识，这个时候教练本来是要在场边指导的。但下场后，他发现教练已经不在场边。还是他在省队最好的朋友在场边，和他粗略分析了下战术。 第三局，他中途以11U13落后。他心想，假如输了“回去肯定死定了”。 最后咬牙坚持，硬是拿下第三局。下了场，他便直接去找教练忏悔自己的鲁莽。下午便是决赛。教练回到场边，但是一言不发。最终他夺得了那一年的青少年比赛的冠军。但从南京回杭州的大巴上，教练一路都没有理他。这次夺冠，他最后一分奖金也没有领到。而在1992年，同样是青少年比赛，他是季军，最后获得了100元奖金。他也是第一次轻微地意识到，违抗教练的恶果。 但这次小教训仍没有让他变得足够懂得变通。6年后，当他再次因为自己的坦率“得罪”教练时，他才意识到，除了实力之外，还有很多东西影响着你的道路。 1993年底，他顺利被选入国家队。1998年，他和董炯微博、孙俊、罗毅刚四人并列为中国羽毛球队男单的“四大天王”。然后，2000年，悉尼奥运会结束两个月，他“选择”了退役，回到省队，拿着1000块左右的工资，心意沉沉。2003年“非典”疫情期间，他想突破封锁线去给家人庆生，省队的人说，“出去了就别再回来”。 他有十年没有再进入省队的大门了。9月底，从韩国回国度假，开着凯迪拉克经过寂静的体育场路，他突然意识到。 2 对国家队的回忆，和他后来对那些细腻的技巧的记忆一样坚固。 国家队的生活，初看起来“像是到了天堂”。在省队的时候，鞋子破了可能还得自己买。但到了国家队，每人直接发了两双鞋子、十双袜子，短衣短裤一套，冬衣冬裤一套。训练包里一打开，直接5把球拍，还是YONEX的。 他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，越发拼命训练。刚到国家队，他被编制在二队。进入一队，除了意味着有机会进入国际赛外，还可以近距离和自己的偶像一起训练。 初来乍到，他还兴冲冲地跑到老队员的房间去向人家请教经验。但一位浙江籍的同乡提醒他，老队员没有理由理他这样的“菜鸟”。慢慢地，他也开始知道一些隐形的规则，你的成绩决定了你在队伍里的位置，也决定了明文规章对你的约束力到底有多大。“但这些东西不可能有明文写的。” 在他进入国家队的前一年，李永波正式执掌中国羽毛球队。李洗刷了此前国家队种子选手稀缺的局面，“将各个地方队全部抽空”。后来的国家队逐渐形成了一队、二队、三队的梯级阵容，“好的球员太多了，选择余地太大了。” 1994年，他进入国家队后不久，在广岛亚运会上，前乒乓国手何智丽代表日本队战胜了中国队，一举夺冠。1987年的世界乒乓球微博锦标赛上，何智丽无视教练让球安排，在半决赛中拿下了队友管建华。夺冠的何智丽却因为违抗教练组的决定，度过了被冷落的几年，最终黯然东渡。 而中国羽毛球队在那届亚运会上，夺得了7枚铜牌。国内媒体不无尖酸地形容：“破铜烂铁”。按照李永波后来的回忆，当时他想给羽毛球队队员的宿舍换上铝合金门窗，上面都拨不出经费。 也是在1994年的4月17日，中国足球第一届甲A联赛在6个赛区开展，揭幕战在成都，从此揭开了中国足球史上最混乱的假球赌球时代。 当陈刚在国家队苦练的时候，他并非不知道外部世界嘈杂的背景。和所有的队友一样，他必须选择强制性训练。每周体能训练的长跑，有人稍微懈怠，教练会用秒表下端的长绳抽过去。但所有的人都知道，“十八九岁不出成绩，可能后来就没有机会了”。 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从二队进入一队，身体的发育也帮助他突破了技术的限制。宿舍从一楼搬到了二楼，房间里有独立的卫生间。国家队7年，他只有一次打破了11点睡觉的纪律，跑出去偷偷玩了一次。纪律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普遍的。他还记得一名顶尖的队友和女友在房间里约会时，被教练组的人集体破门而入――只是因为他当时的世界排名有所下滑。人人心中开始有一种说不清的常识：成绩和排名如何，决定了你是否可以晚归、是否可以谈恋爱…… 伤病是人人都避讳的东西。他也看到，很多人受伤后，还寄希望自己通过手术和休息能恢复原来的状态。但其实“没有时间给你。你休息三个月，恢复两个月。这期间，下面的队员就起来了。5个月，别人的排名就可以到前几名了”。 3 在国际羽联更名为世界羽联之前，国际羽毛球比赛积分和淘汰的规则，快速得接近残酷。 那个时候世界羽坛还没有形成后来的“大满贯”赛系列和超级系列赛的格局。按照当时的规则，每位入围选手的积分都会按照每个季度的周期贬值――假如你在1月份的某次大奖赛中拿到冠军，累计了100分，但到3月份可能就只有75分，到9月份可能就只有25分了。 在这种规则下，一个运动员如果连续三个季度不参加世界级比赛，他之前的积分将会迅速贬值、消失。 另一方面，你参加的比赛越多，往后的战绩越好，你也可以用新鲜的、好的成绩更换掉原先不好的成绩。 在陈刚服役期间，国际羽联的规定是，在奥运积分世界排名前16位的运动员里，每个国家可以选派三名队员去参加奥运会。奥运积分赛的统计时间是从奥运前一年的5月到奥运年当年的5月份。 这样“不稳定”、变化迅速的积分体系也造就了中国羽毛球国家队长久的“刷分”传统。为争夺奥运比赛的入围资格、“保证”几位内定的、最有希望的运动员有资格参加奥运会，提前一年，中国羽毛球队便开始进行内部让路。 “刷分”的方法很简单，“就是奥运会高排名的选手去让低排名的选手”。在国际羽联改制之前，“如果低排名选手赢了高排名的选手，除了得到名次应有的积分之外，国际羽联还会有额外的积分奖励”――这对于那些平常积分徘徊在16名之外的年轻选手，是绝对的、最后的机会。 “我们都是听国家的，教练不用说太多。大家都知道能去奥运会的就那三个人，大家要保证他们的排名。让的人都是小孩。不过，让球是相互的。‘小孩’以后打的时候，别人也要让他。就像参军的时候，小兵要为老兵干活一样。” 一位今年刚刚退役的前羽毛球国手回忆道。 “没有什么配角不配角，你不让你也没有办法去奥运会”，这位退役运动员说，“这就是打仗”。 在陈刚熟知这套规则之前，他仍然是那个不太会表达自己的运动员。他在一队的成绩进步很快，这一切得益于他的教练李矛尝试的训练方法。此前的羽毛球队崇尚的是四平八稳的训练，“一步一个脚印，练好内功。但矛叔的方法是，让你背上绳索，从山崖最陡峭的地方上去。你得学会打钉，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。” 人们从90年代中后期中国队的一些大赛直播上也能发现比赛风格的变化，“之前我们挥完拍都要回中心，网前两个点和网后两个点你都能保证不死，但你一下子打死不了对方。但后来矛叔的思想是：‘伤其十指，不如断其一指’。比如，网前的两个点是我的突击点和得分点。我可以弄死对方，而不被对方弄死。你不要打我这两个地方。”陈刚回忆。 这样的危险是运动员可能顾及不到网后的区域。“四平八稳的人适应不了这样的打法。但往往，对方的某一个点被我们突破之后，所有的点都被我们突破掉了。” 在一队，他用了四年的时间，到达了世界排名第三的最好成绩。但当时的他仍然作为一队的第二梯队，有董炯、孙俊这样的第一梯队的队员在前方做主力。某种程度上，他是教练的“试验品”――“每当他想到一种新的方法，都会先让我尝试。比如，让我把手插在口袋里打球，训练我们对球的控制力。后来矛叔走的时候，我笑着说我继承了好的东西，也留下了满身的内伤”。 中国队抛弃了四平八稳的打法，却也果真从悬崖上凿出了一条道来――1995年后，中国队已经可以抗衡、超越宿敌印尼队了。 在他的教练正准备多开始关注他这样的第二梯队的队员时，羽毛球国家队爆发了教练组和总教练李永波之间的纷争，最后被树立为李永波劲敌的李矛远走他乡，辗转东南亚、韩国担任教练，试图通过培养国家队的直接竞争对手来刺激这个糟糕的体制。而他后来的弟子中，最著名的是马来西亚的国手李宗伟。 新来的教练训练方法更侧重整体实力的提升。而陈刚一直忘不了原先弹性的训练节奏。新的训练方法一时间很难让他和其他队友接受，有位头号选手后来在训练中落下腰伤，后来被迫中止运动生涯。 “你觉得原先的训练方法怎么样？”新教练问。 “我觉得还是原来的方法适合我。”他想也没想就说。 日后当他自己也做了教练，他不断从后视的、绝对的视角审视这句话，他知道这是新教练和他产生罅隙的开始。没有一个教练喜欢自己的队员说出这种话。但最难的是要让年轻人承认自己在人事上浅薄。 234下一页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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